名字起得不好会影响自己的人际关系，不便于与人交往，甚至会影响自己的事业和前途。成人改名的原因多种多样，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
有人改名，不一定是因为原名封建、鄙俗，而想起一个更有意义的好名字，比如有的女孩子觉得萍呀，花呀的不够好，便换一个新名字，或者把名字中的这类字眼去掉，留下另一意义较好的。比如原慧萍，去掉萍字，改成单名一个“慧”字。这类改名，动机在于对美的追求，改名者力图使自己的名字与自己的审美追求以及社会普遍的美学理想协调。
孩子刚生下来或小时候起名，大多由父母家人以及亲戚朋友决定。这样起的名字，并不一定为孩子所喜欢，也不一定能体现出个人的性情和抱负。改名的情形是比较复杂的。有的是纯粹不喜欢过去的名字而改用新名。比如在乡村，人们还有给孩子取丑名的习俗，孩子长大后，尤其是读书以后，觉得名字难听、不雅，因而重新起名。有时候是自己起，有时候则是父母主动请人帮助改名。生活中常常可以见到这样的情形：一个孩子本来叫二虎、香草，到县里上中学回来的时候，却变成了志刚、秀娜。
无产阶级革命家向警予，原名向俊贤。她从小立志从事教育工作,1915年到长沙周南学校读书，改名为向警予。她解释改名的含义时说:“就是要时时敲响警钟，提醒自己不要忘记用拼命精神去求学问、救国家。”她后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的主要活动家之一。
我国著名新闻工作者、出版家邹韬奋，原名邹恩润，幼名荫书。“韬奋”是1926年他在上海主编《生活》周刊时才开始用的笔名，后来成了他的真名。他在向人解释“韬奋”含义时说：“韬”是“韬光养晦”，“奋”则是“奋斗不懈”的意思。
我国现代著名诗人邓拓，原名邓子健。他从事过进步学生运动，他认为福建闭塞，见闻有限，青年人应经风雨见世面，才有进步，因而他改名“拓洲”o1937年在晋察冀边区负责《抗敌报》工作时，正式改名为“邓拓”，以自勉。
李宗仁的第三位夫人胡友松，原名胡若梅，意为像梅花一样经得起风霜的考验。上学时因生活艰难，自改名叫胡友松，勉励自己能像松柏一样意志坚强。“文革”期间，改名叫王曦，意思是新生活的开始，光明就在前头。 科学家彭加木，原名彭家睦，取“家庭和睦”之意。1956年，他自愿放弃出国深造的大好机会，主动申请到边疆工作，他在决心书中把名字按谐音改为彭加木以明志向。他解释说“加木合起来就是’架’字，我要踏出小家庭，为上海和新疆之间架设桥梁，为边疆’添草加木’”。
父母、家人给孩子起名，往往离不开自己的感情以及对孩子的期望，而这些又并不一定能与孩子的情感愿望吻合，所以就有改名的事情出现。如武则天、李自成的改名就是如此。又如宋代柳开，年轻时候倾慕韩愈，后来改名为开，自认为能别辟路径，另开门道。近代女革命家秋瑾，原名秋闺瑾，小名玉姑。后来为了表示女子不甘落后的抱负，去掉了名中的“闰”字，又自号“竞雄”、“鉴湖女侠”。
当思想文化的风潮像强劲东风吹来的时候，必然会对一些人产生影响，在他们的心头或吹起涟漪，或卷起狂涛。如清末的革命党人，投入革命队伍后纷纷改名，章太炎、蔡子民、胡汉民、汪精卫这些名字都是这种思潮的产物。胡汉民原名衍鸿，改名汉民，表示堂堂大汉之民。蔡元培本是前清进士、翰林院编修，字鹤卿；思想转变后，改字子民，表示为炎黄的孑遗之民。
在当代，因时代的影响而改名的也不少，其中影响最大的时代风潮恐怕是文化大革命。当时，为了紧跟潮流、紧跟党，许多人起名或改名卫红、学青、学彪，女孩子起名武、斌等。在那个年代，因为名字升天者有之，落地者亦有之。追求时代风潮起名、改名是可以的，但千万不要把名字“绑在政治的战车上”，否则，结局大多是可笑、可悲的。因为一旦潮流转向，这些名字又变得很不合适，于是又会有人要改名。
改名大多是自觉自愿的，但也不排除被动的情况。汉语同音字较多，偶然地写了别字，又不好纠正，这样将错就错的名字也是有的。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的改名就是如此。李四光原名李仲揆，14岁时候，他赴日留学，不小心在护照姓名栏里填入了年龄“十四”。护照是不能涂改的，于是他就将“十”字添笔改成“李”。但“李四”这名字不雅，他抬头一见“光被四表”的横匾，就在“四”字后加了一个“光”字。“四光”有“四方光明”的意思，算是个不错的名字。这种名字，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圈里总能找到一两个。不过，这种被动改名并非名主始料所及，另外的情形则是非改不可。
汉代蒯彻因避汉武帝刘彻改名通；晋代王衍因避成帝讳而改名夷甫，南齐萧道先避高帝萧道成先讳改名景，五代后唐的杨擅因名字的右半部犯明宗讳而改名光远等等。
在封建时代，皇帝、上司的好恶关系到一个人的身家性命。皇帝老子不喜欢的名字就得改。旧时，有个叫杨林的参加科举考试。有人说他的名字与反叛首领的名字相同，应当改名，否则怕考不中，于是此人只得改名杨上林。孙中山先生也曾因避祸而改名。孙中山原名文，字载之，因鼓吹革命，流亡日本，为便于革命行动而改名中山樵。
